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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一村因搬迁安置不当 400村民成黑户(哈尔滨农村宅基地拆迁补偿标准是多少)

作者:400电话申请中心日期:2023-05-01浏览次数:125

核心提示:黑龙江哈尔滨有一座"被遗失的村庄"--青龙山村,这座村庄里的数百名村民既没有合法有效的户口簿,也没有身份证,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出门工作、上学,哪怕生老病死。在那里,结婚不能登记,孩子生再多也没人管,但都上不了户口,老人去世后也无法火葬。他们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原始部落的原始人。

凤凰卫视2011年9月22日《社会能见度》,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这是一个在中国行政区划图上消失的村庄

采访:我们这点蜡都点10多年了

你是生孩子,你是死人没人管

解说:这个近400人的村子全是黑户

采访:4号到上海,结果晚上就被扣押,没身份证没户口

通知书也来了,也考上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念不上。

解说:他们重建强拆毁掉的村庄,抗争后获得如此高度“自治”。

哈尔滨一村因搬迁安置不当 400村民成黑户

解说:这是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的西泉眼水库,湖水面积4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近5亿立方米,是黑龙江省最大的水库之一。在水库的上游,有个在行政版图上消失的村庄,青龙山村。

这条崎岖颠簸的山路据说是因为有了媒体的报道,半个月前政府组织人刚刚开通的,过去只有乘坐拖拉机和摩托车才能进村,我们沿着这样的路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青龙山村。村民统计,他们现有居民91户,400人左右,全村都是没有户籍的"黑户",村子已经这样存在了12年。

如今像这里一样以泥土和树枝为建筑主体的村落在中国农村已经很少见了,马国昌的这间房子是1999年用泥巴盖的,村里大多数房屋都如此。院子里有发电的太阳能板,有接收电视卫星信号的锅盖

马国昌:大前年买的,已经三年了。

反正我们连驾驶证也没有,办你没有身份证人家也不给你办,就得这么反正搁跟前,平山这儿不堵你。反正盖个房糊弄着吧,今天走明个儿走的。

记者:这是哪年盖的呀?

马国昌:九几年了,强迁回来盖的。

记者:强迁回来盖的?

马国昌:嗯,点的这玩意。

记者:现在还用呢?

马国昌:那得用呢,我们这点蜡烛都点十几年了,那有时候收拾地也得贪黑呀,黑了回来就得点灯吃吧,

记者:摸黑啊?

马国昌:那当然了。这不都是电瓶吗,自己整的,

记者:这是电视?

马国昌:嗯。

记者:这电视能收多少个台?

马国昌:能收个四十四五十个,清楚。

记者:那村里就像你这样的,就是这些什么电视都买了的有多少户啊?

马国昌:也得三四十户了吧。

解说:青龙山村的尴尬要从20年前说起。1991年初,国家计委批准立项修建西泉眼水库,这是建国以来哈尔滨市最大的水利工程,1992年9月27日举行开工典礼。涉及近7000人的动迁工作也同步展开。青龙山村在水库的上游地带,属于拆迁范围。但拆迁工作并不顺利。

马国昌:一口人600来块钱吧,土地赔偿费是2100来块钱,就是乱八七糟的玩意儿,统统一口人能得个三千多块钱,

记者:你们当时是不想搬还是怎么样?

马国昌:谁想搬,搬那地,给我们小亩地,一两亩地咋活呀,咱那老百姓就只靠种点地,你不的,你说你就给那点地,在这地方,我们现在哪家都七八晌地,大亩都得说五十来亩地,是不是都能挺好生活,你说你上那儿去你咋活啊,你这么大岁数了,都五十来岁了,你打工,谁用你啊。

梁喜全:那些个村屯基本都移得差不多了,就是这个香坊管我们青龙,它这儿是马拉松式地移,它没有钱,贷了点款就是移几户,贷了点款移几户,这样拖拖拉拉地移民就移了好几年,也没那啥,它这个移民工作,后来吧大伙就有的发现像有问题似的,比如你要是工作了,移民工作的,我给你拿点钱,就做一个比如吧,好像要是能给你拿五千就能多给我整回一万,就有这个比喻,但是这个后来移民工作,它也确实就不好做了。

解说:移民补偿方案让村民们不太满意,但几年来,移民区的居民还是按照政府安置陆续搬迁。1997年,水库建成,青龙山村的105户村民接到通知,不必搬迁。大家高兴地留了下来,有的已经签订了搬迁协议书的人家还退还了搬迁补偿。

马国昌:留我们嘛,说这个屯子留105户吧好像是,是多少户,完了我们把那个土地赔偿费都给退回去了。

记者:那就等于一直没动?

马国昌:反正人口钱是给了,人口钱我们花了。

记者:花了多少钱?

马国昌:一口人600来块钱吧。

解说:决定保留青龙山村105户人家之后,村委会在村北盖起了这座砖房小学,还给孩子们建起了篮球场。村子里增设了输电线、变压器,贯穿村子的大路两旁也竖起了路灯。如今这些电线杆还矗立在村中。但这105户村民也面临着调整

梁喜全:那时就已经定下留这个青龙后靠105户,但是杠下杠上没调整,地也没调整,说是比如你要是走了,你那地高,我没走,我没走把你那地我种,这样它没调整之后,它水库把你那个高的地也一样都包出去了,它做买卖了,没在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屋上调整。

解说:位于地势较低的淹没区的村民应该搬迁至位置较高的地方,但这项搬迁尚未完成,眼看着秋天的收获即将到来,大水突然涨上来了。

梁喜全:就是1997年的8月18号,它就是落下闸,闸门子就关死了,就一天一宿水涨三米多,把这个房子和地全给淹了,就这样,它这一淹,老百姓他就种地生活,养活老婆孩子,你看一淹地,没有粮食吃,你说这不是问题吗,我没给你达成协议,那你这就属于强行硬淹我连我这房子,什么我都没跟你办理手续,你房子上水就这么深水,那一个土房,当时就塌了。

解说:在哈尔滨市政府网站上我们看到,这一年的8月19日,由于暴雨来水,西泉眼水库水位的确上涨。

马国昌:这不是的吗,都是房号,你没看这里的都是,你看那房号还有基础呢。

记者:就露出来的那个,那是房子?

马国昌:嗯,这个地方原来不都上水,原来咱们走的这个全是水,到那个帐子那儿。

记者:这是水位下降了?

马国昌:水位下降了。

解说:受到损失的村民开始上访争取补偿,但他们等来的新政策是,原来决定保留的105户村民依然要搬迁。

于利发:是谈补助就以前那个补助,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拉倒。

记者:具体到你是怎么补法?

于利发:我们人员安置补辅助费是一口人600,土地赔偿费是2200,就这么房子还是那个钱。统统一户好像就两万三万块钱,就给整走。

记者:你当时为什么不同意呢?

于利发:我四个孩子,就给一个孩子的钱,那仨呢不给钱,啥也不给,地也不给。

马国昌:安置到那地你咋过,那地那么点,你像咱们这个区,就那几亩地,连吃饭,连温饱你都解决不了,你何况说还致富啥的,那就谈不到了,你自个儿的温饱都解决不了,那几亩地,三四亩地还是旱田地,你怎么能活啊。

解说:村民不愿搬迁的另一个原因是青龙山村人均耕地面积远远大于安置地区分给的土地。如果同意安置,继续以耕种为生的农户收入将不及从前。

1998年,青龙山村的村民没有种地,每人每年领取政府发给的五六百元补助。新一轮的搬迁又进入拉锯中。这年年底,村民都接到了这份搬迁通知书。

梁喜全:等到这个1998年12月5号开始,它下了强迁令了,下强迁令得到12月20号,必须这个青龙村得迁净,在东北这个地方,这个12月末那就是进腊月门子,是最冷的天了,那就是有的把人拽出去了,这铲车这房子就推倒了,这土房一铲就倒,什么菜的啥的就捂里头了。

马国昌:就我们吃的这个大井水,就咱这个老笨炕那里头的炕冻土,都给你推井里去了,要不现在这个井咋那么埋汰呢,吃还有味呢,都叫他们给填死了。

解说:这一年12月20日,青龙山村最后的105户动迁工作全部完成。此时,有的村民依然没有在动迁协议上签字。这个寒冬,大家都投亲靠友,不少人都没有按照政府安置的居住点居住。

解说:周涛是村里的年轻一代,在县城过了几年,又带着妻儿回到了青龙山村。1998年的那个冬天,青龙山村的人记忆格外深刻。

周涛:强拆不把房子给你扒了嘛,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们是在搬到平山(北纸坊),平山五队,花了4000块钱,买一个就是不大,跟人家一个小棚子似的,那么大一个房,暂时就是在那儿维持生活在那儿住。

记者:那收入呢?

周涛:收入,地什么也没有。

记者:那怎么维持生活?

周涛:在那儿包了几年地,包了几年地,反正就是维持生活,包几年地再有剩余的时间就在附近打点工。

解说:认为安置地区给的耕地太少无法生存,梁喜全也带着全家就近找了地方住下来。

梁喜全:那房子就是那个墙根全是冰,那就是没办法,全是冰,哪有那么相当的,那时候就是从这儿往北,就是这几个村,你就找房子都费劲,因为它都紧张,往出出户的多,没有多少余空的房子。

87户遭强拆村民返回故土 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解说:西泉眼水库的水位上涨,淹没了青龙山村与外界联系的道路。度过了这个寒冬,1999年春天,这个村子几十户村民作出了惊人决定,返回村庄!

于利发:我们1999年3月份不知道是谁通知开个会,我们没地方去的,没地种的,就这么回事,让政府给冲散了,就定的4月10号务必得回来种地,不种地没法活,就我们一起就回来是87户

梁喜全:过来一瞅,就是反正眼泪是在眼圈转,就是一片废墟,就算这个学校那儿有房子,老百姓就全上,那就跟猪似的找个窝,窗户也都砸碎了,完了都一刮风,呼呼地那么凉,没招了,就把那个乱草,就堆这个墙这地方,完了往这个草上一倒,上面用大衣这么一盖,完了白天割蒿子,因为啥,1998年没种地,全撂荒了,满地都是蒿子,都得割一遍,完了才能种。

解说:这间学校是强拆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如今依然住着村民。87个翻山越岭步行返回故土的村民就以此为基地开始了重建家园。

梁喜全:就是后来弄点木头棒子,完了抗起来离地这么高,完了上面也是得铺上草,要不硌,就这样对付住了好几个月。

郭秀玲:那一个屋就是一个班级,就是一、二、三、四、五班,我们就在北屋搭个大炕,完了这些男女全都在这个一个大床上睡觉,反正哪个屋都睡。这是我们后隔开的,都捱着睡,都不脱衣服,换衣服都半夜换,都那样似的,都可难了我们。

解说:在这间学校的地铺住的第一个晚上,大家就商量好了一年的耕种计划,第二天就开始了春耕。

马国昌:一开始我们回来那一年,是统一在一块,大伙在一块种的,种完了统一,完了你比方说入股,你比方说你这两口人都能干活,俩劳力,一口人拿两千块钱,或者是拿几千块钱买籽种化肥,完了到收,秋天得粮了统一分,一口人你俩劳力,你就分俩劳力的粮

于利发:我们籽种化肥,从4月19号就开始进,我们那一块种地是5月1日正式播种,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紧张,就你来这条道,我们1999年回来,我们化肥就在这山道抗到家,从三余那边用车倒过山,完了这边抗到家,我们八十几个人,都得抗回来。

记者:87人都这么抗吗?

于利发:都得抗,不抗不行啊,过不来啊,没道,底下水给淹了,水过不来了,就这么抗。

记者:得走多久啊?

于利发:走一趟,一上午才抗一趟回来,能抗一趟化肥回来,我们那时候可苦了。

解说:村民回忆,那一年他们开了30晌地,生活艰难,但干劲十足。这个重建的村庄就是从那87个人的合作生活中开始恢复生机。他们把那段时光描述为人民公社。

梁喜全:对,那就是人民公社生活,吃饭就整这么小吊锅,一焖饭,有时候都焖上尖,反正一顿生,一顿熟的,那就那么的,你想做那么多也做不了,能吃饱就不错了。

梁喜全:那几家插伙,比如咱们几家插伙,大伙伸手回来,你做饭我就做菜。

梁喜全:菜就随时随地山野菜,挖野菜,挖缕蒿、婆婆丁,那会儿就长大了那个山野菜,就吃那个。

记者:背了点米?

梁喜全:嗯,背了点。

记者:那几个月生活特别不容易?

梁喜全:哎呀,得说那时候吃得香,艰苦吃得可香了,非常好那时,我还挺想念,吃啥啥香,人多,一小锅饭,十来个人,你一碗,他一碗就没啥了,就抢着吃,没地方做就那样式的。

解说:播种完成以后,村民就张罗着盖房,因为运输困难,这一批房子基本都是用泥做成,很多家庭使用至今。

马国昌:我们这回来的都是,你比方说亲戚朋友的,俩人一伙或者是几家一伙,插伙盖房子,盖了房子,完了盖完我的再盖你的,盖完你的盖他的,就这么插伙盖。

梁喜全:大家合作,就是差不多四五家搭成一伙,给你盖完了给他盖,给他完了给他盖。

记者:这80多户,每户都有房子了吗?

梁喜全:几乎吧,差不多吧。

记者:盖房子这些原材料呢?

梁喜全:原材料那时候,这不都盖的这么小,这都是把我的老房子,被水泡塌了,这一涌涌到边上来了,我把它捞回来了,捞回之后,完了就放边上,等这次回来,我又用车把它拉回来,就用这个对付盖。

解说:金秋的9月,村民们在自己的新房子里迎来了丰收,老人和孩子也陆续返回村庄。虽然此前接到通知,要求他们搬离水源地,但村民并未理会。

梁喜全:秋收这就是也很好,割的割,打的打,非常也都分好工了,有人领着割,有人领着打,打完之后,到晚上了用车一堆把这个黄豆袋拉回来,就卸到学校那个库里头了,有人看着。

解说:让村民意外的是,紧张的收获中,发生了青龙山村和外界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这个村子从此进入了无人问津的时代。

梁喜全:我们大豆基本收完了,基本收完了,就剩这个玉米了,就来了,别人屯子就给我们开小车,有骑摩托来给送信,就是说来强行你们来了,

于利发:九九重阳那天政府又来强迁我们这里,来一百多辆车,就在我们那老道,你没走那道,下面那道一直排到三余,你路过三余那个屯,车就排到那儿,他们又来一千来人,来强迁我们,他们是九点多钟就到我们这儿,我们正在割地收地呢。

梁喜全:来的一台铲车,两台铲车,非得推房子,粮食也得拉走,粮食在平山粮库,都给倒出来了,倒出地方来了,准备把这些黄豆全拉走,这老百姓,这个女同志就跪这个大道,女同志在前面跪着,男同志在后面跪着,那就说啥都不行

于利发:我们这一百多人你说咱的,就在一个道口给他堵住了把车,我们堵他一上午,头前我们就喊了,有人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也不行,我们下午三点就跟他们打一堆去了,

解说:在政府文件中这次行为是“村民暴力抗法,4名干警被打伤,部分执法车辆被砸,执法强迁行动未能成功”。在青龙山村民看来,他们捍卫了粮食,捍卫了家园,继续他们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

马国昌:冬天了这个库它就能跑车了,完了再进来车。

记者:卖粮食从湖面上过去卖?

马国昌:对,就是这么冬天冻死了,完了上大车来,上这里来收粮。

记者:这一年收成怎么样?

梁喜全:挺好,收成挺好。

记者:那一股500块钱,收回多少钱?

梁喜全:收回2000多。

梁喜全:我这还有苞米,分苞米,还分稻子呢,光大豆钱就分2000多。

解说:第二年,青龙山村的人们决定每22户村民为一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再后来每组又把地分配到了个人。马国昌种了50亩地,一年黄豆玉米收入4万,有的人家甚至一年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但是,这个村庄已然消失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图上。

解说:在如今的青龙山村,谈不上任何公用设施,一切都得自力更生。为了用上电灯,有人用太阳能,有人用小风车,还有人用煤气。

解说:打水是村庄的一景,有挑水的、提水的、用摩托车和拖拉机运水的。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大队组织人打的,如今别的村庄都用上了自来水。

马国昌:我们原来这井水可好吃了,就跟那个泉水一样,跟山泉水似的,水是不错的,这不就是它修的库,一修水一涨上来,咱们地下的水不得往上涨,所以说现在咱们吃的还是表面水。

村庄数百村民无户口 女孩被录取无法上大学

解说:在强拆时,这口井被人用泥土填埋,村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用沙子镇住了不断翻上来的泥土。

水对这个村子的人来说还是最小的问题。"黑户"让这村的人在各方面受到限制。

这是周涛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因为父母是青龙山村没有户籍的人,孩子又将是黑户。而周涛和爱人的婚姻也没有法律凭证,村中的青年大多如此。

周涛:我和我媳妇我俩就是处对象的时候,她爸和她妈都不同意,都不同意,就为了这个,反正我俩感情是有,这是有啥说啥,当时实在没有办法了,完了之后我俩就私奔了,私奔了,私奔以后走了之后,回来了这父母也都认同了,完了之后我俩结的婚,要不然她爸和她妈不同意。

记者:为什么不同意?

周涛:人家说他们也不稳定,户口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在哪儿落,也不知道哪儿是他家,不敢跟成亲。

记者:那你们这怎么算结过婚呢?

周涛:反正就是走一些形式,就是办个酒席,反正就是认定了,整个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解说:生老病死都没有政府机构进行登记,这里的人既不享受合作医疗的保障,也不受计划生育的约束。

周涛:没人管,我同学他是,没说我们都是同岁,他家是四个孩子,也没人管,就是你是生孩子呀,你是死人呢,就是人死了也不用上火葬场了,不用说炼啊什么,就是人死了就可以在,就是我在这山上相中什么地方了,就在什么地方就埋了。

解说:这个报上的女孩叫梁东梅,几年以后,她成为这个村第一个被大学录取的学生,但没有户籍,她最终早早地嫁人。这是父亲珍藏的录取通知书。

记者:通知书怎么收到的?

梁秀发:通知书是,我们收到前,我们这地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什么的,就是说没有这个村子了,收到前已经离开学两天,收到的好像是。

记者:通知书是寄到哪儿的?

梁秀发:寄到三余,寄到三余吧,别人我们北边的村子就是三余嘛,寄到那儿了,已经离开学两天才给我送到家。

记者:您收到信以后,打电话问了吗?

梁秀发:打电话问了,人家说必须要身份证,必须得有身份证户口,这是必须的,但是我到平山一打听说找身份证户口,人家告诉你了,青龙山不给办,女儿因为这个没念上书,哭多少次,老埋怨老人,就是意思好像老人没正事,户口也没有,那有啥招呢。

解说:梁东梅当时报考的是法律专业,希望能帮助青龙山村讨要说法。后来梁东梅在亲戚的工厂里打工,不愿再谈及与大学擦肩而过的经历。

梁秀发:一采访她就哭了,本身没念够书,她也不是没考上,要是没考上吧,你没念够也不行,通知书也来了,也考上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念不上,觉得太委屈了。

解说:青龙山村的孩子读书都到很远的地方借读,小学开始就得住校。没有身份证,村里的青年人外出打工大多选择办假证件,乘坐飞机、动车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于利发的三个女儿结婚都没有证件,儿子于伟在车祸死亡之后却获得了户籍。

于利发:我孩子车祸赔偿是给我断完以后,我又拿出五千块钱买户口,他们能买,要不他赔偿不了,保险公司报不了,就这么回事,我又掏出五千块钱,他能买着,人家不知道在哪个派出所整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解说:母亲至今提起儿子就以泪洗面。在她看来,如果不是生在青龙山村,儿子也不至于死于车祸。

于利发:我家孩子就是始终就是老想当兵,他就从学生16岁下来,17就想当兵,18还管我要户口,我没法整去,没法整去,第一个咱就说,不是说我这孩子要户口要想当兵,就是现在他死掉以后,他现在留的手机,就他来的铃声,现在都是要当兵的歌曲,现在我始终他的手机也没干啥,他给我留个手机,没给他带走,要有户口他早当兵去了,去年不能车祸了。

解说:因为没电,于利发的洗衣机已经十多年不曾使用了,成了家里重要文件的存放地。这张身份证早已过期,但这张公安局给打印的小条却成为他的最新身份证明。

于利发:我今年曾经上上海,5月3号去的,4号到上海,结果晚上就被扣押,没身份证没户口,因为啥呢,宾馆不让我住,宾馆不让我住,完了到上海,到什么派出所,给我打出来了,宾馆让住了,就这么回事,完了人家那个所长还告诉我,告诉我和媳妇我俩,他说你这个单子你别扔了,走哪儿都好使了,你这俩单。

解说:由于担心再遭强拆,青龙山村的人大多都住在当初集体盖的泥巴房子里。如今很多都成了危房,大胆的村民开始了新一轮的修建。

解说:在媒体报道之后,最近两个月,青龙山村的问题开始得到重视。有政府工作人员划着小船从对岸来到这个村庄了解情况。这个500人的村子在十多年的疯长中,热切地期待回到行政体制之内。

记者:以后怎么打算呢?

马国昌:那怎么打算呢,你现在以后它要是能留,还是希望留我们这地方,这不还能过日子。一个是故土难离,再一个我们在这儿,咱这是说心里话,能收入比外面打工强一点,你在外面打工,一年像我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你能干几天活,你这种点地,起码我这四口人温饱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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